遗民老谭(第2/6 页)

那时乡下没有招待所客栈之类，我们总要借居农户，搭伙寒门。老谭总是很快就能和山胞们搭讪熟悉，会将干净一点的床铺让与我睡；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则是抵足而眠。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风情和礼仪，会唱山歌孝歌和号子。他仔细教我分辨哪种是石工号子，哪种是抬丧号子。可以说，关于故乡的那些民间文艺，我的知识多半取之于老谭。

<h5>三</h5>

1983年的老谭，终于在他的固执申诉下得以改判无罪。国家没有任何赔偿，当年陷他于狱的警察和法官，没有任何道歉。但是，他终于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——安排到工艺美术厂，再调入文化站、文管所，还算是用其所长。

老谭的妻子，是其出狱之后娶的一个极端贤良和勤劳的农妇，靠摆摊卖亲手腌制的泡菜腐乳之类，勉强帮老谭贴补家用。他中年得子，白屋之中，珍如珠贝。老谭见我喜欢那孩子的顽劣，便送给我做“教子”，几岁的娃娃，呀呀欢叫着我这个尚是童男的“教父”。按民俗，这样的易子而教，也需行一个简单的古礼。老嫂子专门备了一桌好菜，我则给孩子送去一套读物和一把玩具剑，意思是要他长大也明白书剑恩仇。

后来我出山，每还，必与老谭长谈。再后来，我又轮到了他坐过的牢房。他、刘镇西和我，一代代山里读一点书的人，似乎宿命地都要押解到省城，想起他们前辈曾经的坎坷，也就不觉得自个儿的艰难了。等我出狱再见他时，他已然满头星霜。老少两代罪人相视一笑，背身却各自掩饰着各自的泪痕。依旧必请回家，依旧老嫂子亲炊的土菜，依旧我独酌，他陪茶，但他们二老的密布皱纹里，却平添了一些哀愁……

原来我那“教子”如我，青春早恋，被老师训诫和同学嘲讽，突然有些失常。原本是理科状元的他，坚决弃学，眼看高考在即，二老束手无策。等到我在北京安营扎寨了，老谭电话求我，说孩子休学一年，依然考上民院，入读之后又被网络迷途，坚决要求退学。他准备带孩子到北大校医那儿去治疗，希望我略助一臂。

我急忙将他父子迎来寒舍同住，孩子入院治疗，我则请老谭帮忙看稿编辑，顺便开支一份工资以便聊补困窘。六旬退休的老谭，工资几百元，老妻亦衰朽残年，依旧还在寒冷的菜市守着那些坛坛罐罐。老话说，落叶添薪仰古槐——我是深知他们一家的捉襟见肘的。可是，布衣之交的我们，杯水车薪的涓滴互助，又何能尽释寒门的重负？

我很多时候，只能说，他的苦难要么是命中注定，要么就是时代的造就。他在青春时代即被改写的命途，便像魔咒一样限定了他的后来。

<h5>四</h5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