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酷客”李斯(第2/6 页)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，是一场文艺复兴式的盛大狂欢。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，都无法不染上一些浪漫时代的流行病，比如无政府主义、波希米亚精神以及一些轻生躁进的疯癫症，而主要的病原体则是诗歌。

一个铁匠在图书馆里遭遇了原版的“垮掉的一代”，是很容易转型为一个诗人的——因为他们都熟悉一种钢铁般的韵律和节奏，以及一些横蛮粗野的手法和作风。

那时由于多年的国门深锁，中国还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美国的这一文学奇观，于是李斯几乎是首译了金斯堡的《嚎叫》与《祈祷》，并在人头攒动的校园舞台，以不速之客的姿态跳上去朗诵。他直接继承了金氏的满嘴粗话和反叛行径，且迅疾传播着这些东邪西毒。那时的李三娃儿正在经历第一次失恋的煎熬，力比多的超常分泌使他显得格外愤世嫉俗。大头剃得青皮锃亮，穿成一个流氓无产者四处流窜，从一个酒碗走向下一个酒碗。如果你不曾陪他谈过诗的话，那你就别指望他陪你去打架。我每每想起《嚎叫》的首句——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，我就马上会联想到李斯。

他读了五年本科，出于对校园的迷恋，又接着和我同年考进武汉大学，继续祸害他的同学和师长。他的离经叛道使他的导师后悔误收门徒，但却被另一位美籍女教师看在眼里喜上眉梢。这位叫作诺冰的小姐是一个美国大龄青年，由于同属“垮掉派”的信徒，因而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强烈向往，当然也不排除对东方生猛男鲜的几分爱慕。

可以说，他们师生的邂逅注定是致命性的错误，即使最初的讨论是从圣经文学开始，也无可挽救地要借助心理学而滑向性知识，以至于堕入近似于爱情的深谷。当这种情感与文化冲突、国际矛盾、种族意识、肤色识别、师生关系以及两性对抗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时，一般来说都会以悲剧收尾（其间的精彩情节见诸李斯原创中篇小说《别哭，诺冰》，载于《花城》1991年第1期）。我所知道的结局是诺冰怅然回国，带着一个中国铁匠对之心灵锻炼的斑斑伤痕；李斯则伤心留下，并发下永不出国的誓言。用他的话说——被情感迫害成一个终身的爱国者。当然，这场遭遇还留给他一个重要经验，那就是“用英语调情不会羞于启齿”。

<h5>四</h5>

硕士李斯终于站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讲坛，当上了大学老师。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巨大创伤，顿时显得无所适从，残存的理想主义使他焦躁不安。他教书育人，参加教工合唱队，扯着牛嗓子唱《国际歌》。用李亚伟的诗形容——女生们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他大讲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而学生无动于衷时，他忽然悲哀地发现，他要为这批90年代的物质主义者牺牲青春，实在太不值得，于是他毅然递交辞呈。那时大学老师辞职尚无国家政策，人事处女处长问他档案如何处理，他说你拿回去擦屁股吧，该处长气得大骂“流氓”，于是就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流氓生涯。

李斯赶着时代的潮流下海了，直奔海南岛当了个企业秘书。数月后又觉万事皆非，重新回武汉租了个小铺面，开起了一家翻译公司。所谓公司，主要业务是靠一台旧复印机代人复印文件，一张纸收两毛钱，一天要按500次才能保本。偶尔会接到一两单说明书翻译，总算可以显出他的专业水准。为了尽量让客户出血，也因为实在清淡得无聊，他往往会把英语先翻成文言文，再用白话解释以显示其服务质量。

生意最惨时，只好扩大经营范围——帮人代考英语。某日，一老妪在门前徘徊察看半晌，终于进屋要求李斯为其老伴代考，她的老头子想在退休前评上工程师。李斯说：我与身份证年龄太悬殊了吧，长得也不像。老妪说：我在门口反复观察，觉得神似。李斯说那得先收250元，考过再收另一半，如果事情败露就不退定金了。老妪认可，于是次日，可怜“神似”一退休老头的李斯赴考，先还在考场故装畏难以免暴露，结果仍被监考者怀疑。人家过来客气地询问——您今年高寿？他答曰54岁。监考者不信人间奇迹，又问——您的出生年月？李斯漏记了这一细节，大脑紧急换算，说出来还是差了一年。监考者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可怜的前大学老师李斯只好夺门而逃，一路狂奔找到老妪说——抱歉，被发现了，老头身份证还被扣了。他看见老妪一脸悲凉，急忙掏出定金强行退给人家。好不容易飞来的一个大单，不仅弄丢了，还倒贴了赶考的车费。

商人李斯只好在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支起了麻将桌，一帮80年代的诗人正好都在汹涌的商潮之初手足失措，于是为了杠上花海底捞，终于又坐到一起。那时我则刚刚出狱，流离失所之际，他的“麻办”正好成了我的窝点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