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孩子,我的故乡(第3/45 页)
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,连一声“爸爸”都没叫,那张照片,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,问他,他只一味摇头叹气。
我写了一封信,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。敏芳,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,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;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,是否快乐平安;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!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。一湾海水,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。
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,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、懂事、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,他不愿和我相认,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。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,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。就连二勇,在当时的环境下,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,恐怕也是憎恨的吧!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。
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。痛定之后,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。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,至今还与我同在,心里像有了一个小小的亮光,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。敏芳,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,我得往前走,走到那么一天,我能去找我的儿子,也许真有那么一天,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。
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,票子一个劲儿发毛,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,没有关门大吉。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,钱师长也常来。他早退了休,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,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,这几年举手投足,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,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,和那些三十年前漂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,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,心里虚。
是的,钱师长还不如我,我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盼头,他却不行。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,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、三青团区队长以上、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,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。钱师长半生戎马,杀人无其数,共产党绝不会饶他。我曾经忍不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,竟是那么细弱、柔软,而且白得像女人,指甲也修得很精心,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!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,如今老了,也变得惇惇怀故了,常忍不住登高远望,向着落日余晖,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,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。可是,“人言落日是天涯,望极天涯不见家”,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,他回去,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,所谓君子之仇,十年得报,这已经三十年了。他呢,也早已绝意归途,只能悲歌当泣,远望当归,聊以胡思乱想罢了。
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,1981年的夏天,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,我高兴得发狂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,总之是问我好,并且说他也很好,现在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,只是经济紧张,希望我能寄些钱去。尺牍之中,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,那声音唤起我深埋多年的亲子之爱。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,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,一块寄到日本,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。敏芳,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,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,我是个父亲啊!
从那天起我戒了酒。五个月之后,小成又来信了,还是那么短,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。我又寄了,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,依依山水之恋,拳拳父子之情,字里行间,意犹未尽。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,希望他别那么匆忙,别那么简短,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!
我等了整整一年,神不守舍的一年。
论人之常情,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,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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