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(第1/3 页)
终于写到了神宗朝,我有一个愿望,要把这段历史,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、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。
涉及到神宗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,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,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。说什么“变法的初衷是好的,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,只是用人有误而已;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,勃然振作的,只是做得太急,所以效果不好;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,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……”
这些都是废话,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。历史是门学问,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,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。
因为史实就是那些,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,只有两个可能——1,资料掌握得不够;2,揣着明白说糊涂,是另有目的,才刻意写成了歪史。
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,他写的《名人传记》里有一篇是《王荆公传》,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,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、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。
我有两点质疑。<b>第一,这篇文章</b>里错误很多,神宗朝的现在没写,先不论,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,韩琦、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,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“濮议之役,韩欧所为,无丝毫悖于义理,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……”
韩琦、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。这话雷人不?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,“……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,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,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……日未旰而事己毕。”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,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。
之所以这样,归咎于第二点,即写作的目的。
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,在呼唤着变法,来改造满清,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,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,是有自己的目的。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《苏东坡传》,也犯了同样的毛病。
他爱苏轼,视苏轼为偶像,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,所以在歌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