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流云方寸间(第1/3 页)

终于写到了神宗朝，我有一个愿望，要把这段历史，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、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。

涉及到神宗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，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，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。说什么“变法的初衷是好的，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，只是用人有误而已；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，勃然振作的，只是做得太急，所以效果不好；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，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……”

这些都是废话，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。历史是门学问，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，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。

因为史实就是那些，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，只有两个可能——1，资料掌握得不够；2，揣着明白说糊涂，是另有目的，才刻意写成了歪史。

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，他写的《名人传记》里有一篇是《王荆公传》，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，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、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。

我有两点质疑。<b>第一，这篇文章</b>里错误很多，神宗朝的现在没写，先不论，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，韩琦、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，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“濮议之役，韩欧所为，无丝毫悖于义理，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……”

韩琦、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。这话雷人不？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，“……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，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，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……日未旰而事己毕。”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，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。

之所以这样，归咎于第二点，即写作的目的。

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，在呼唤着变法，来改造满清，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，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，是有自己的目的。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《苏东坡传》，也犯了同样的毛病。

他爱苏轼，视苏轼为偶像，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，所以在歌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