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孩子，我的故乡(第3/45 页)

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，连一声“爸爸”都没叫，那张照片，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，问他，他只一味摇头叹气。

我写了一封信，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。敏芳，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，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；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，是否快乐平安；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！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。一湾海水，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。

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，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、懂事、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，他不愿和我相认，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。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，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。就连二勇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，恐怕也是憎恨的吧！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。

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。痛定之后，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。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，至今还与我同在，心里像有了一个小小的亮光，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。敏芳，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，我得往前走，走到那么一天，我能去找我的儿子，也许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。

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，票子一个劲儿发毛，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，没有关门大吉。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，钱师长也常来。他早退了休，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，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，这几年举手投足，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，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，和那些三十年前漂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，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，心里虚。

是的，钱师长还不如我，我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盼头，他却不行。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，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、三青团区队长以上、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，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。钱师长半生戎马，杀人无其数，共产党绝不会饶他。我曾经忍不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，竟是那么细弱、柔软，而且白得像女人，指甲也修得很精心，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！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，如今老了，也变得惇惇怀故了，常忍不住登高远望，向着落日余晖，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，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。可是，“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极天涯不见家”，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，他回去，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，所谓君子之仇，十年得报，这已经三十年了。他呢，也早已绝意归途，只能悲歌当泣，远望当归，聊以胡思乱想罢了。

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，1981年的夏天，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，我高兴得发狂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，总之是问我好，并且说他也很好，现在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，只是经济紧张，希望我能寄些钱去。尺牍之中，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，那声音唤起我深埋多年的亲子之爱。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，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，一块寄到日本，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。敏芳，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，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，我是个父亲啊！

从那天起我戒了酒。五个月之后，小成又来信了，还是那么短，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。我又寄了，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依依山水之恋，拳拳父子之情，字里行间，意犹未尽。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，希望他别那么匆忙，别那么简短，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！

我等了整整一年，神不守舍的一年。

论人之常情，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，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