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孩子,我的故乡(第4/45 页)
我从来鄙薄巫道,那时居然也去找了个测字先生,拈了一个“欢”字,测字先生凝神作状地参悟了半天,大摇其头说:“‘欢’,附半个‘难’字,非佳象,怕多少要有些难过的关节了。”见我不语,又说:“也非一难到底,后继者‘欠’也,附‘迁’音。”他啰啰唆唆玄而又玄地做了一通近乎忏语的发挥,意思是:我这一辈子,迁,主遇难呈祥。
测字,本是方士糊口延命之所为,几乎是骗钱的行径,但既听了,就忍不住瞎琢磨,琢磨,就多少有些不安——为什么偏偏就拈了这么个字呢,大非吉兆。
果然,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,要我去警署说话,不许我多问,也不许我回家,粗暴地要带我走。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,于是说死也不肯走。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,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,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,先去了再说。我当时真想,如果小成在,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,那我就是死,也不会跟他们走的。可我是一个人,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,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,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,没人会像你,我的妻;像小成,我的儿,那样悲痛洒泪!没有人会!
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,说是传讯,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。我惦念我的鸽子,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……
到了第四天,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,把我叫去问话,问话的是个麻子,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。
“知道是谁写的吗?”
这当然是明知故问,那正是小成的来信,短短的,不知写了些什么。
“是我儿子的信。”
“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?”
“他不是干部,是饭店的侍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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